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

——咸宁县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过程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，虽然规定“不许包产到户”“不许分田单干”，强调只有因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、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，一般不加以提倡，但也明确指出：“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，保障他们的自主权。”这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。

1979年2月18日，咸宁县委正式下发文件，全县仍保持人民公社原有的“队为基础，统一核算，统一分配”公有制不变。3月28日，县委对少数地方闹分队、包产到组、外出搞单干副业，包集贸市场等问题坚决予以纠正。规定：生产队分队经县委批，不准包产到户，不准分田单干，不准扩大自留地、饲料地。尽管县里有规定，一些地方仍出现了季节性农活小段包干，联产计酬。县城郊区一些社员利用房前屋后闲散荒坡地种瓜菜跑自由市场，农村基层干部主张“刹风”，割资本主义尾巴。当时，社会上流传一句顺口溜。“上面放，下面看，中间有个顶门杠。”县委“纠偏”及政策限制，全县农村仍实行的是评工记分的公社化管理分配办法。

1980年春，在贯彻中央、省、地委一系列文件精神后，县委在一段时间“纠偏”的同时，在多种形式责任制问题上，牢牢抓住两点：不搞平均主义，不搞分田单干，但允许山区少数吃粮靠供应、生产靠贷款、生活靠救济“三靠队”搞包产到户，但必经县委批准。对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个别队，群众不愿改过来的，不强纠硬扭。县委的松动政策，改进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管理记“大赛分”做法，社员俗称记“大概工，记底分，记靠分”。这一年，全县各地做法各不相同。主要有：定额记分加平工记分；小段农活包干，定额计酬；分组作业，联产计酬；临时派工，评工记分；三定到劳（定面积、定产量、定工分），联产计酬。到1980年8月，全县259个生产大队2171个生产队有90%推行的评工记分、小段农活包干、定额计酬。这些新改进的办法，迈开了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小步。

1980年9月，中央下发《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文件中强调：在进一步搞好集体经济的同时，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，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，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“。10月18日至26日，县委扩大会议开了8天，这次会议积极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地委文件精神，解放思想，放宽政策、取消了原来”三不准“的限制政策。农业生产责任制由群众自己定。

1981年1月9日至15日，县委召开有1100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，对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进行讨论、研究、部署。3月以后，县委多次召开各种会议，将省委、地委文件直接传达到生产队社员，推进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。到7月份，全县实行了田地在队，小段包工，联产计酬；分田到组，地到户，联产计酬；队长派工，评工记分；田地在队，定额计酬生产责任制。在全县2373个生产队中，地到户联产计酬，田在队定额计酬的有1434个生产队，田地到组到户联产计酬的88个生产队，分别占全县总队数的66%和3.7%。

这一年，在咸宁县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村，当县委取消一些限制政策后，有些队按照报纸、广播宣传的外地做法，明搞联产计酬，暗里搞起大包干。3月下旬，山区的双港公社（今马桥镇）星光大队第三生产队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。公社未加制止，接着又有63个生产队搞起了包干到户。双港公社社员搞大包干消息传开，全县346生产队先后搞起了包干到户，且发展速度快。

1982年1月，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，2月中旬，县委召开有2100人参加的三级干部集训会，各公社分别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6000人集训会。这两个层次的集训会，按照中央、省、地委文件精神，在全县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这年春，县委以县直机关抽出大批干部下队宣讲中央一号文件，带全县统一印制的7万份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下队，与社员签订承包合同。当年，全县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，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力、技术和资金发展多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，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、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。这是农村向着专业化、商品化、社会化生产方向转变的开始，对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，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（执笔人：刘怡祥 2021年3月）